无论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还是当代社会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体育”其实就是政治的延续。体育的政治属性以此之强，以至于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充满竞争和暴力的领域——战争。正如公民选出议员来作为自己政治意愿的代言人，运动员在某一些程度上，也是公民们暴力和征服欲望，以及国家矛盾的体面出场人。本文描述了“体育”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体育向政治领域的衍生范围。

  在古希腊荷马时代，体育作为完整独立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完整的比赛和规则，在《荷马史诗》中有若干关于比赛中问题辩证的论述记载，在今天看来都是高水准的。体育在后来的希腊城邦社会的不同时期，如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性质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可以简单描述为：体育从拟神化形式到贵族教育手段，再发展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谋生工具。古希腊哲人对体育都有不同的论述与辩解。古希腊的体育包括古奥运会在内的能传承下来的所有，它们都伴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而发展。我们大体上可以画一条古希腊“体育”流入欧洲的路线图，古希腊经典著作输入西欧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岛输入，当时是拉丁、希腊、阿拉伯、犹太４个民族交汇点，所以许多古希腊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另一条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翻译。事实上，拉丁文没有特定的词能够表达希腊词ａｇｏｎ，ｌｕｄｕｓ，拉丁文使用的，更多表示的是游戏词汇，“‘ｓｐｏｒｔ’从语源学上可以上溯到拉丁动词ｄｅ（ｓ）ｐｏｒｔａｒｅ，它的字面意思为‘失去自制力’。现在在欧洲，的确有数不清的人，作为参与者或者观众，因为他们钟爱的体育而‘失去自制力’”。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体育的许多比赛项目、比赛制度发源于英国，这与英国学者赴欧洲大陆其他区域汲取希腊古典文化不无关系，这些古希腊文化在古代体育继承与现代化体育兴起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英国理解的体育已经或多或少包含了“游戏”的成分。

  当历史跨入中世纪，在宗教社会的日程表中，唯有劳动才是正当事情，体育在社会生活边缘化，人们对体育行为或者类似行为持有异样的眼光，体育概念代表着：粗鲁、平庸、游手好闲、玩物丧志。体育与欲望、心血来潮、不安分、不能够自我克制联系在一起。体育与其说是身体本能的需要，往往让人联系到肉体的要求，它暗示了从事体育运动属于一种罪恶和缺陷。“１１３０ 年，英诺森教皇三世把体育盛会视为‘魔鬼的节日’”。在西方研究中世纪体育历史书籍中，体育常常用“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ｇａｍｅ”表达，在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ｔｔｏｎ的著作《高明的赌徒》（１６７４）中，还没明确的区分那些需要体力的活动（如，保龄球与箭术）与那些在室内开展或者的活动（如国际象棋与纸牌游戏）。“ｇａｍｅ” 这个词来源于撒克逊词语“ｇａｍｅｎ”，意为“比赛”、“快乐”、“体育”或者“做游戏”。对于Ｃｏｔｔｏｎ来说，“ｇａｍｅ”这个词几乎与“ｇａｍｂｌｉｎｇ”（赌博）是同义词。在它对斗鸡的形容中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点： “斗鸡是一种令人非常愉悦的ｓｐｏｒｔ（体育）或者ｐａｓｔｉｍｅ（消遣）。据我所知，无另外的任何一项活动可以与它媲美。”

  可见，当时体育是与游戏、赌博、游手好闲等相互关联。体育以另一个面孔呈现或流传，则是骑士竞技比武。在体育史上，我们大家常常忽视中世纪体育，其实，相对于古希腊体育，中世纪体育才是精神和身份的彰显。如果说中世纪体育最大的历史遗产，那就是骑士竞技比武中道德品行至上的模式，体现了体育的象征意义和价值特征。尽管骑士制度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伦理观为欧洲近代体育形成和发展储存了精神动力，特别是近代英国体育中业余精神与绅士精神就是骑士体育的再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创者顾拜旦，对骑士精神特别赞赏和推重，他提出在复兴奥运会时，注意采用古代的一些仪式，使文学、艺术、骑士精神融入体育。“今天的奥林匹克参赛者必须认识到，在获得骑士精神、体育活动的顶峰和最高目标方面，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出现了强身派基督徒在他们身上能够找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往日骑士的所有气质———崇高的理想、健壮的粗犷和炽烈的热情，而第九届奥运会将成为骑士精神发展道路上光辉的、使人愉快的里程碑。但愿它能如此，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确信”。中世纪体育建立现代体育规则和比赛模式，“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常规程序能叙述如下：一旦决定组织比武大会，第一步是要指定６—１２名公证人决定比赛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同国王的武士们从此刻开始要确保比赛顺顺利利地进行，国王的武士们负责比赛前向双方的参赛者宣读比赛细则，关照双方务必遵守规则，维护比赛的正义、秩序，比赛的奖品也需要事先准备妥当”。与骑士比武的组织工作、规则、奖品等相当，现代体育比赛也是如此。可见，是骑士、绅士推动了体育仪式化进程。

  到１５世纪后期，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一批大、中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的萌芽迅速成长。一方面，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阶级反抗封建神权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唤起新的自我觉醒，觉悟先行者大胆揭露教皇的虚伪、贪婪和无知；另一方面，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当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历史性社会实践的出现，体育作为人的自我认识的需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价值日益凸显。“在欧洲历史上的这个特定时刻，这种对人们的兴趣的产生有若干原因，有美学的原因，思想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首先，机器代替慢慢的变多的体力劳动，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身体上解放了的庄园农民，成为获得一些自由的城市工人。其次，城市的发展，为体育创造了空间。工业革命让劳动力集中到城市，特别是英国原来的庄园体育、乡村体育以及赌博之类的项目也随着劳动力进入城市，当个人有了自由，群体中就有了娱乐活动的需要，城市为现代体育的再一次发展作了空间和物质上的准备。欧洲狂欢节的出现，为体育的发展添加了新的发动机。“狂欢节仪式中第二个常见的组织部分是某种类型的竞赛，其中以绕圈赛跑（可能类似于现在的长跑比赛：笔者注）、赛马和竞走比赛比较流行。罗马狂欢节的竞赛分为年轻人的赛跑、犹太人的赛跑、老年人的赛跑。有些地方的狂欢节还在陆地上或水上举行长矛比武或竞赛”。总之，这里能够说是体育的分水岭，体育在欧洲近代早期悄悄发生了转型，既有保留暴力特征，又有体现人的发泄“压抑”在身体上的若干社会元素，体育成为“颠倒”世界的一条途径，快乐、发泄、平等的身份、一样的疯狂。正如伯克所说：“狂欢节对于狂欢节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狂欢节就是一个节日，一种游戏，本身就是目的，不需要做出解释，也不需要说出理由。它是狂喜的时间，自由的时间。狂欢节有３ 个真实又带有符号性的主题：食物、性和暴力。”体育本来是以“暴力”的面孔呈现，但是融入了快乐、平等、颠倒身份的功能和意义。体育通过狂欢节“去身份化”成为大众项目，并且体育内容得到扩容，竞走为牧羊人之间竞争的项目，与骑士比武项目一样，“同台”竞技。诺贝特·埃利亚斯提出：“一种叫体育的英国娱乐方式竟然在１９世纪铸就了世界性的休闲运动，此现状用什么来解释呢？”其实最终的原因还是近代欧洲社会环境的改变。大众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消费、参与体育提供了条件和环境。

  同样，如果考察现代第一运动———足球的历史演变轨迹，很值得思考，最早描述足球比赛是１１７４年，足球比赛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事情，比赛没固定的规则和人数的限制，有时比赛有４００人参加，比赛时间能持续一整天，比赛对象是一个庄园与另一个庄园之间对决或者是职业行会之间对决，比赛场地是庄园之间的田野和森林，比赛方式类似于现在的美式橄榄球，比赛就是一场身体的搏斗，充满血腥，争抢时候允许用拳头击打对方，伤害事故是家常便饭的事情，甚至发生的情况。关于足球的最早文献记载是１３１４年英格兰国王ＥｄｗａｒｄＩＩ的一份公告，内容大致是：“国王前往苏格兰争战，国内要保持和平稳定，特别是针对在广场上进行足球竞赛的人，这些人所进行的是已知非法的竞赛，那是一种在极大骚乱下所进行的非法竞赛，在竞赛中，非常容易就会，而且带来危险事故。这些人在城里造成骚乱，禁止在城里进行足球比赛，违令者将被处以监禁刑罚……”中世纪关于足球的记载通常出现在公告禁令、法庭判决书或者法庭笔录中，足球也常与暴力、骚乱、破坏公共秩序、对王国毫无用处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由于比赛期间经常发生骚乱，足球比赛是当时官方禁止的一项活动，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暴力式足球比赛有时候还是宗教庆典仪式的一部分，国王一道道禁令也没有让足球比赛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其背后是国王与庄园、教会之间的权力博弈，足球也就这样幸运地生存下来。

  在近代工业革命过程中，足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演进而变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庄园慢慢化解，农民进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脱离原来的庄园对“身体”的控制，当他们有了空余的时间，有了身体的自由，足球比赛就再次在城市中出现，不过此时的足球比赛经过公立学校和专门机构的改进，其内在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是比赛规则，足球的专门机构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形成；其次是足球俱乐部在英国产生，足球联赛的形成；再次是随着英国对外战争的爆发，足球比赛随着对外侵略的脚步被带到殖民地，于是足球真正地成为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活动项目。有趣的是，由于奥运会拒绝职业足球运动员参加比赛，因此，足球世界杯实质是国际足联与奥林匹克组委会的权力对峙的产物。

  １７—１８世纪，西方教育发生明显的变化，学校教育引入了打猎、游泳、爬山、赛跑、跳跃等项目体育活动，但是尚无统一的名称。１９世纪，在英国公立学校制度下，学校的主要活动是足球、板球、橄榄球等项目的体育运动，体育就是“队与队的比赛”，竞技至上。学校也淡化对知识的追求，削弱了对理智的磨炼。“少年只是培养勇气、忠诚和领导力，在人格方面练习谨慎和自制，而教育和学问却无足轻重”。１７６０年法国报刊上最早使用体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ｑｕｅ）概念，主要是为说明儿童身体教育问题。卢梭在《爱弥尔》中记载古典体育时使用的是“体操”，而在论述对爱弥尔身体教育时使用的是“体育”。１８世纪末，德国的Ｊ．Ｃ．Ｆ．古茨穆茨曾把一些身体活动分类、综合，称为“体操”。进入１９ 世纪，一方面，德国形成了新的体操体系，并广泛传播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相继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学校方面也逐渐开展了超出原来体操范围的，加入了更多的运动项目，建立起“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这一新概念。“体育本质的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出现在１９世纪上半叶的公立学校———牛津与剑桥大学中。这些公立学校，一些具有具体形式的传统比赛（如足球）得到了现代化的改进。学校是在赋予学生自由与控制学生的特殊平衡中形成传统项目得到现代化改进这一过程发生的必要条件”。以后，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体操”和“体育”两个词并存，相互混用，直到２０世纪初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称为“体育”。但是，这时候体育已经脱离了“大众游戏”，“贵族身份象征活动”进入作为社会控制“行为”的行为，“现代体育是自治政府的一个创新教学和斯宾塞的意识形态的融合，作为优胜劣汰精英公立学校的一部分，如伊顿公学和橄榄球”。

  ２０世纪，旧的体育架构还没有灰飞烟灭，新的体育形式已取而代之，类似于“蝴蝶效应”，工业社会发明的新技术也涌入体育领域，如自行车、汽车，这些“新产品”使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体育七零八落，一片混乱。最让人迷惑的是：体育到底是机器的竞技还是人的竞争？ 到２１世纪，体育在商业的冲击下，体育商品化使体育本来的“绅士形象、业余主义”面貌已经踏上了不归路，体育似乎更像是经纪人和体育机构操纵的玩偶。“１９６０ 年美国学者主张‘体育回归体育，运动还给运动员’（ＪａｘｋＳｃｏｔｔ，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ｓｆｏｒ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１９６９）”，倡导体育回归到“以人为主”的体育。正如当代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提出一系列让我们深思的问题，“现代体育是不是古代体育的‘复兴’？ 现代体育是不是就是减少‘粗鲁’？”实际上，提醒我们的是需要重视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区别。

  本文摘自刘桂海《体育的政治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